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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贊勳:名以“志留”譽地學

2019-11-08 中國科學报 郑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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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贊勳

尹贊勳在工作中。

尹贊勳(右)和章鸿钊两位地学泰斗在讨论问题。

尹贊勳手稿

尹贊勳(前排右一)与家人合影。

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奠基人合影,中排右二为尹贊勳。

黄汲清(左)、尹贊勳(中)、李春昱合影。

  人物簡介

  尹贊勳(1902-1984)

  河北平乡人,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和地球科学的组织者、领导者,中國科學院院士。

  毕生从事地球科學研究。1923年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地质系学习8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中國科學院地学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1931年歸國後,即開展中國早期地質調查與研究,所從事的大量地層古生物工作,尤其對志留紀地層和化石的研究爲我國地層學發展樹立了典範,成爲我國古生物學、古生態學、地層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除了繼續致力于古生物地層研究,還率先把板塊構造學說介紹到中國地質界,沖擊了多年來傳統地質學“固定論”的思想,對我國地學界的科研、教學和生産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參與了新中國地質科研機構的組建工作,主持制定我國地質科學機構的布局和發展計劃,並致力于我國地質科學教育事業。

  1955年,被选为中國科學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1月于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1902年2月23日,出生于河北平鄉縣城郊大時村。

  ●1912年,就讀于平鄉縣立高等小學,後考入保定育德中學。

  ●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23年9月,去德國留學。

  ●1925年夏,考入裏昂大學。

  ●1931年5月,學成回國,在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師,並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課。

  ●1940年5月,任中國地質學會第17屆理事會會長。

  ●1949年,发表《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等系列重要論文著作。

  ●1958年,在第一屆全國地層會議上報告《中國地層工作的成就和地層學的發展》。

  ●1960年,主持制定《中國地學發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

  ●1966年,发表論文《地球历史最大阶段的划分和命名》。

  ●197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

  ●1984年1月27日,于北京病逝。

  “看看,你们的工作很不仔细,把图的方向搞错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细,应该向他们学习。”尹贊勳指着手中报告里的一张图,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年轻人说。

  年輕人叫範嘉松。半個多世紀後,當88歲高齡的範嘉松回憶起這件事時,臉上仍不由得一陣陣發熱:“尹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地學家。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讓我一生受益。”

  作为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尹贊勳总结了中国的志留系,发表了《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赢得了“尹志留”的美称。

  “尹先生对笔石、三叶虫等各个门类都深有研究。”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是尹贊勳留给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发的精神魅力,影响了范嘉松,影响了女儿尹文英,也影响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学后起之秀。

  拓荒地學

  尹贊勳1902年2月出生于河北平乡。少年时代颇为颠簸,自幼跟随父母辗转于河北、山西等地。1912年,尹贊勳随母亲回平乡,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19年,这位聪慧、好学的少年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响下,有着一腔热血的尹贊勳也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志向。当时,到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欧美求学,寻求“科学救国”的良方,成为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选择。

  1923年9月,尹贊勳到德国学习经济学。两年后入读法国里昂大学。留法期间,他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开展野外地质旅行,并攻读地质和古生物学。1931年3月,尹贊勳在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尹贊勳被聘到北平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同时在中法大学生物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兼课。

  工作、授课之余,尹贊勳没有放弃古生物学研究工作。在尹文英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告别家人赴外地考察。有一次,尹贊勳远赴云南进行地质考察,历时16个月之久。

  正是大量的野外实地考察,为尹贊勳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使其在古生物和地层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尹贊勳发表过多篇论著,其内容涉及三叶虫、笔石、头足类、腹足类、双壳类、珊瑚、腕足类和锥石、古哺乳动物、古鱼类和古植物等门类的化石。他出版的三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奠定了我国古生物的研究基础。

  “知識面非常廣。”範嘉松說,“許多人只能專注于一個化石門類研究,但尹先生在古生物各個門類都做過工作,且研究都非常深入。”

  尹贊勳对单笔石科的分类有独到见解,区分出弓笔石亚科,其建立的卷笔石是我国古生物学家建立的第一个新属;他对“二叶石”即三叶虫爬迹、鱼类化石的鉴定,是我国最早期的生物遗迹化石研究;他对化石珊瑚生长纹所反映的生物节律分析,与天文周期变化联系起来,探索了古生物学与天文学、地质学的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

  在地层学方面,尹贊勳总结了中国的志留系地层形成、分布等情况,发表了《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南方的志留系地层进行系统的划分和对比研究。

  他還研究了奧陶系、石炭系、二疊系、三疊系和侏羅系地層。他對中國地層的研究促進了地層學的規範化,推動了地層學基礎理論的發展。

  1955年,尹贊勳被选聘为中國科學院学部委员(院士)。

  春風化雨

  1956年,中國科學院组建了地学部,尹贊勳调入中科院工作,任地学部主任。同年,受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所)所长侯德封之邀,他进入地质所工作,任地层研究室主任。

  正是从那时起,范嘉松的工作和尹贊勳产生了交集。范嘉松195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进入地质部工作。因原有的地层表资料年代已久,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提出要重新编写《中国区域地层表》,这项工作最终确定由中科院地质所地层研究室负责。范嘉松于是调入地质所新成立的中国区域地层表编辑委员会,参与编写工作。

  因报告里的图片弄错方向被尹贊勳批评,范嘉松从此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再不敢有丝毫马虎。

  虽然对人严格,但尹贊勳在学术上却从不吝啬对年轻人的提携。

  1958年,范嘉松跟随尹贊勳在祁连山地区做地质调查,采集了许多三叠纪双壳类化石。刚入古生物行业不久的范嘉松,对古生物化石的鉴定处于基础阶段。

  “搞古生物研究,一定要掌握化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尹贊勳总是很耐心地解答范嘉松的各种问题,鼓励他解决遇到的困难。“古生物化石研究,要注意多对比。不同门类的化石之间,相同门类中不同种类的化石之间,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你要马上拿笔记下来。”

  在尹贊勳的细心指导下,范嘉松学会了怎样鉴定古生物化石。“尹先生教给我的学习方法、鉴定方法,使我一生都受益匪浅。”

  1961年,范嘉松跟随尹贊勳前往广东开平、恩平等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寻找侏罗系海相地层,以查明这些地区在早侏罗纪是否发生了海侵事件。

  范嘉松采集了双壳类等许多化石。但在研究中,由于相关文献资料非常少,范嘉松不知道侏罗系地层有哪些标志性化石,也不知侏罗系地层研究有哪些相关文献,便向尹贊勳请教。

  没过几天,尹贊勳就给范嘉松找来一本英国人编写的《世界侏罗纪》,在书后所附的上百篇文献中,亲自用笔画出了几十篇最主要的文献,让范嘉松查阅这些文献资料。

  “看了文献,有好的、重要的内容,也要随时记下来,这样研究工作可以省时省力。记下来的东西,要时刻进行汇总,就会成为自己的观点。”尹贊勳说,“这是我自己多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桃李天下

  作为一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地学家,尹贊勳是我国地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设计者和管理专家之一,而其在地质教育上的贡献,更促进了我国地学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尹贊勳的才智和学术领导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地学事业不懈工作。上世纪50年代,尹贊勳在地质研究领域先后担任了多个职务,并领导大量实际工作。

  他長期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的領導工作,是中國古生物學會擔任理事長時間最長的一位科學家,對我國古生物學發展和國內國際學術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为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尹贊勳负责地学教育工作,对地质专业教学、地质院系调整运筹帷幄,悉心擘画。

  “他是一位熱心地質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教育家。”範嘉松說。

  1960年,尹贊勳主持制定了《中国地学发展的三年提纲和八年设想》,这是我国地学发展的重要规划性文件,对我国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贊勳还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地质事业人才。“在北京地质学院任职期间,他竭尽全力推进各项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学生,满足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地质人才的需求。”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鸿祯在世时曾在纪念文章中这样评价。

  在他的指导下,穆恩之、盛金章等一批青年人才后来成为地学研究中的翘楚,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穆恩之、盛金章后来都当选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尹贊勳的言传身教,对尹文英的影响也很大。她还记得上初中时,每逢星期天和休假,只要有时间,父亲就带着她到西郊一带的山区去实地观察,教她认识各种矿物、动物和植物。

  “正因为这样,我从小就养成了观察大自然的浓厚兴趣,这对日后从事生物学研究大有裨益。”尹文英说。后来,尹文英也当选中國科學院院士,成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

  20世纪80年代,尹贊勳仍带病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积极建议加强地球科学基础研究,推动中国参与國際合作“岩石圈计划”。在住院期间,他仍惦念着地球科学的改革,向中國科學院、中国地质大学等提出多项改进教学、加速人才培养的措施意见。

  而今,他的願望都已成爲了現實。

  記者手記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称颂颜回治学的这番话,用在尹贊勳等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一大批地质先驱克服重重困难,依旧怀着无限的激情,根植中华大地,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开展科學研究。

  上世紀30年代,甘肅、廣西、廣東等地的交通條件遠沒有如今發達,野外調查基本上靠毛驢代步或者兩條腿行走;野外工作的保障措施更是無從談起,饑餓、危險時刻威脅著地學工作者。

  战争带来沉重的苦难,迫使人们流离失所。抗日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尹贊勳先后从南京到安庆、南昌、安源、泰和、桂林、贵阳,最后到重庆的北碚小镇。

  尹文英仍清楚記得,自己跟隨父母和妹妹弟弟所經曆的那段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爲了補貼家用,尹文英曾在課業之余,到街上擺地攤賣衣服掙錢補貼家用。

  在日军对南京的大轰炸中,尹贊勳的文献资料被烧成灰烬,尹文英看到父亲气得几天不吃饭,日夜流泪。

  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尹贊勳仍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影响后世的重要成就。

  是科学救国和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支撑大批科学先驱在苦难和艰险中坚持科學研究,上下求索,自强不息!祖国的灾难深重,侵略者的铁骑践踏,让这批爱国志士难抑心头之痛,惟以投身许国,才无愧男儿之志!

  “大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这是由尹贊勳、杨钟健作词,黎锦晖谱曲的《中国地质学会会歌》的起句。今天重温这首歌,仍可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炽热的爱国情怀。

  (原载于《中國科學报》 2019-11-08 第4版 人物)

打印 責任編輯: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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