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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镛:一生情系草木深

2019-11-05 中國科學报 袁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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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秋,陳煥镛只身前往海南島,成爲到此采集植物標本的第一人。

陳煥镛(中)在列甯格勒植物園。

1958年,陳煥镛(左二)與蘇聯科學家交流。

華南植物園的陳煥镛銅像

  人物簡介

  陳煥镛(1890~1971),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深入研究华南植物区系,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其中银杉属为孑遗裸子植物,在植物分类学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科学意义;1954年被中科院任命为中國科學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并于次年被选聘为中國科學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创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他致力于开发利用和保护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并在建设植物研究机构、培育人才、搜集标本等多方面付出了毕生心血。

  人物生平

  ●1890年7月12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廣東新會。

  ●1909年,赴美國讀書。

  ●1913年,考入哈佛大學森林系。

  ●1915年,進入哈佛大學樹木系。

  ●19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树木系,获得林学硕士学位,并以毕业論文优异获奖学金。同年,接受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1920年,擔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林學系教授。

  ●1921年,轉至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授(至1927年)。

  ●1922年夏,與錢崇澍、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采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

  ●1924年,赴美國鑒定標本1年。

  ●1928年,在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並在中山大學內建立起中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

  ●1933年,與錢崇澍、胡先骕等共同倡議創立中國植物學會,同年被選爲學術評議員兼《中國植物學雜志》編輯。

  ●1935年,赴梧州創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並任所長,兼任廣西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担任中國科學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

  ●1955年,选聘为中國科學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7年,著手爲華南植物研究所興建華南植物園及鼎湖山樹木園。

  ●1959年,被聘任爲《中國植物志》副主編,移居北京,主持這部中國植物分類學巨著的編纂工作。

  ●1971年1月18日,在廣州逝世。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所長陳煥镛本可以選擇另外一種人生,但他毅然拒絕了美國哈佛大學導師的挽留,放棄留在那裏讀博士的機會,回到生物學根基尚無的祖國,爲我國植物學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他23歲進入哈佛大學學習時,便因爲中國的植物資源曾被外國人大量采集、模式標本存放于歐美各標本館、原始文獻散見于各國出版的刊物而萌發了中國人自己研究中國植物的念頭,並立下宏願:開發祖國植物資源、改變我國植物學研究的落後面貌。

  自立下志願那天起,他的所作所爲都是對這份初心的不悔踐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陈焕镛出生于香港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才华横溢,曾创办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之一 ——《华字日报》,母亲则是古巴籍西班牙人。陈焕镛幼年时曾跟随父母回唐山,7岁移居上海,15岁前往广州,后来被父亲的朋友带到美国读书。

  陳煥镛本可选择另一种人生,但一颗中国心却不允许他置身事外。1913年,陈焕镛考入哈佛大学森林系,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树木系。1919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陈焕镛从美国归来,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

  “那时,我们外出采集标本的条件很差。”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邻在接受《中國科學报》采访时回忆说。吴德邻曾前往云南采集标本,即便登上3000米的高山,身上也只是简单御寒的衣物,连雨衣雨鞋都没有。“而海南岛的条件比云南更艰苦。”吴德邻说。

  那次原本計劃爲時一年的科考任務因陳煥镛的身體狀況而被半途擱置。他先是被毒蜂蟄傷,之後又感染惡性瘧疾,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

  盡管身體虛弱,陳煥镛依然不忘攜帶已經采集好的標本,並將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碼頭。不幸的是,這些辛苦采集的標本被一場突發大火燒毀。

  但他並未氣餒。1922年夏,已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一年的陳煥镛與錢崇澍、秦仁昌共同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采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然而,這些標本與之前的標本經曆了同樣的遭遇,因存放地——東南大學“口字房”校舍起火而損毀。

  連續遭遇打擊的陳煥镛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征程,前往粵北、廣州、鼎湖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采集標本;與此同時,他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取得聯系,與其建立了標本交換關系,換得3萬多份國外標本。

  讓植物學走得更遠

  1928年,陳煥镛在中山大學農業學院任教時,基于與同事采集的標本,再加上交換的標本,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標本館建立伊始,陳煥镛便提出要盡力使之與世界著名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的設想。

  为实现这一目标,陈焕镛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馆的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别排列存放;馆藏标本若被国内外书刊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的标签贴在该标本上,在标本封套内还附上该种植物的原始记载、重要專著等文献资料。

  “陈焕镛每次购买植物專著时都会买两本,一本被按照条目剪接,放在标本柜里,方便我们查阅;一本则作为资料留存,鉴定标本的准确性就提高了。”吴德邻说。

  1954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國科學院接收,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陈焕镛为中國科學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表示,至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当时居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陈焕镛院士在标本馆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馆藏已达百万号,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陈焕镛还特别重视植物学的应用,在他与秉志等生物学家的倡导下,于1956年建立了中国首批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管理格局沿用至今。上世纪60年代,他在研究植物的同时提出中国植物学者要加强植物资源利用研究。这种在研究基础上注重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观点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在接受《中國科學报》采访时说。早在1930年,陈焕镛就提出资源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等倡议。

  此外,陳煥镛創立了華南最有價值的專業圖書館。據1937年統計,館藏中、西文圖書達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雜志50種以上。許多珍貴的西方植物學文獻均有收藏,如1753年出版的林奈的《植物種志》,以及歐美植物分類學的重要期刊和中國古農書、方志、本草等重要文獻。這些植物分類學的經典著作爲後人開展植物學研究、編寫植物志,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陳煥镛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对农林植物研究也倾力支持、慷慨解囊。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每年1000元大洋的补助费外,将基金会付给他的每年4000毫洋(广东、广西等地曾通行的货币)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设备费。

  同時,陳煥镛也爲我國植物學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奠定了基礎。1958年春,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黃觀程曾隨陳煥镛到蘇聯考察和工作3個月,陳煥镛爲那裏的標本館鑒定了一批尚未定名的樟科、殼鬥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植物標本。

  “外國學者對他淵博的植物學知識欽佩之至。”黃觀程在接受采訪時說。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爲了讓中國植物學後繼有人,陳煥镛不斷幫助新人在學科上有所成就。吳德鄰至今難忘,當年在研究所作爲“小字輩”的自己如何在陳煥镛的幫助下,完成了對蘭花蕉科新科與新種的認定。

  1962年,吳德鄰在編寫《海南植物志》姜科時,發現了兩張從來沒有見過的標本:一張采自廣東信宜,一張采自海南保亭。後經仔細研究,確定它們爲中國的新分布科——蘭花蕉科,並且是兩個新種,分別爲蘭花蕉和海南蘭花蕉,其中蘭花蕉現已被定爲國家三級保護瀕危物種。

  当吴德邻拿着标本向陈焕镛汇报时,陈焕镛还邀请北京植物所教授汪发缵帮其鉴定。确认无误后,吴德邻十分兴奋,准备立即发表相关論文。但陈焕镛却拦住了他:“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一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專著性論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爲了幫助吳德鄰拿到國外的標本進行比較,陳煥镛當即寫信給身在印尼的華僑孫洪範,請他代爲采集該科的標本。

  “后来,陈所长又帮忙写信要了些外汇,寄给孙洪范,作为采集经费。我在不久后就收到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这为我撰写論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德邻回忆道。

  在1963年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30周年大會上,陳煥镛推舉吳德鄰在會上作了題爲《蘭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報告。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植物區系的熱帶親緣有重要意義,受到了同行的關注。後來陳煥镛還親自幫他修改英文摘要,並于1964年的《植物分類學報》上發表。

  更讓吳德鄰印象深刻的是,陳煥镛利用自己拉丁語的優勢,在華南植物所開設拉丁語課的教學工作。“那個時候拉丁文是做植物分類學必修的語種,但國內會的人並不多。”吳德鄰表示。陳煥镛還親手制作了拉丁語卡片,幫助大家記憶。

  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胡啓明曾在回憶陳煥镛時談到,當年,像陳封懷、蔣英等第二代植物學家都是在陳煥镛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我聽導師陳封懷先生講過,他們師生打成一片,一有空陳老就找他談話,並經常請客。陳封懷先生自己成爲植物學專家後,對導師始終非常尊敬。”

  “良師”“益友”是許多人對陳煥镛的評價,他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的學風,獻身于科學事業的求真精神和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崇高思想,永遠值得後輩學習。

  記者手記

  “不忘初心”是時下聽到最有擔當的一句話。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陳煥镛一直全身心地诠釋著這四個字。

  陳煥镛为儿子取名“国仆”。陈国仆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称:“国仆二字,取精忠报国之意。”而陈焕镛自己也一直在践行这句话。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护学校的标本和图书资料,陈焕镛先是把它们运到香港亲戚家中,后来又抱定“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决心,冲破重重阻碍,把标本和资料从日军的魔爪下取出并转运回国。

  接受采訪的吳德鄰老先生已是86歲高齡,但他一直強調,自己在進入華南植物園時,與已經是所長的陳煥镛院士相比是“小”字輩,而曾經與他一起工作、戰鬥過的同事,有的年老體弱,有的則已經故去。

  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節點,回望新中國成立之前曾經滿目瘡痍的曆史,眼前仿佛又看到那些白發蒼蒼的老科學家。他們爲新中國每一門學科夯實基礎不遺余力;他們從未計較個人得失,心中卻裝滿了祖國的利益。

  作爲後輩,我們除了繼承他們的衣缽、繼續發展學科體系,讓那些曆盡艱難建立起來的學科發展壯大,還要通過老一輩科學家的一次次講述,牢記這段曆史。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關于口述史的采訪中,有位老師談到,親身走過曆史的人越來越少,但是那些鮮活的經曆不應該被遺忘,所以整理、記錄口述史顯得尤爲重要。老人們口中所述的不僅是不應被遺忘的曆史,更有那些值得被銘記的人物。

  時間的車輪從未停止,它留下的車轍或深或淺,有些人被不斷提起,有些則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中。讓那些像陳煥镛一樣爲中華民族複興事業作出貢獻的人不斷被提及、被頌揚,成爲後輩學習的楷模,成爲時刻激勵我們不忘初心的一座永恒的精神豐碑。

  (原载于《中國科學报》 2019-11-05 第4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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