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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接力精神火炬 奋进新的长征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2019-07-11  【字號:     】  

  在很多人的印象裏,理論物理、粒子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周光召院士是位傳奇人物。在蘇聯留學時,28歲的他指出了蘇聯專家的錯誤,最先提出粒子螺旋度的相對論性;1960年他簡明地推導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爲國際公認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年紀輕輕便在國際物理學界贏得了聲譽。但回國後,這位前途輝煌的青年物理學家卻從公衆的視野中消失了。當蘑菇雲在羅布泊上升騰時,大家才發現,他將最美好的年華獻給了祖國的國防事業。

  今年是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还是战略科学家。他先后当选为美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國科學技术协会主席,中國科學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國科學院副院长、院长、學部主席團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样评价周光召:“周光召是个绝顶聪明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理论物理的看法既能从大处看、又能在小的地方想出新的办法来。”诺贝尔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评价:“光召兄和我相识已久,相交甚欢,光召兄有大才,是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几十年来,光召兄和我共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搭建国际科学交流平台、基础科學研究基地,为祖国培养了诸多基础科学人才。”

  本期科学周刊刊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周光召的学生、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长吴岳良院士的两篇文章,与读者一起走近这位科学大家。

  值此芳菲競妍的美好時節,欣逢中國科協原主席周光召同志90華誕以及從事科學事業65周年。我謹代表中國科協,向光召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誠的祝福!

  周光召同志是享譽世界的科學大師,爲推動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功勳卓著,有力提升了我國在國際科技界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光召同志就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成为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奠基人之一。60年代初归国工作后,光召同志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为我国物理学研究和科技事业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光召同志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令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他是弘扬中國科學家精神的光辉典范和杰出楷模。

  周光召同志是我國科技工作的傑出領導,爲推動國家科技管理傾注心血和智慧,推動科技界形成民主、團結、融洽、活潑的良好氛圍。

  光召同志高度重视我国基础研究,他领衔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组长的10多年间,始终以战略科学家的宽广视野和博大胸怀,敏锐审视世界科技发展态势,深邃洞察科技创新规律,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判断。本世纪之初,他反复强调基础研究不仅要面向科技前沿,更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科交叉融合,加速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在他的倡导下,我国先后启动了量子科学、纳米科学、蛋白质、干细胞和全球变化等6大科学计划,率先尝试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全链条、多学科研发部署,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他深入研究重大科学发现的历史,得出深刻启迪,强调物质条件在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工程的实现上,都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培育青年人才、吸引优秀人才和选择学术领军人才更为关键。这一判断为我国在新世纪加强科技人才工作、优化学术环境提供了重要支撑。光召同志领导了中國科學院的改革,强调“把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上”,同时,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光召同志积极推动中科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间逐步建立了若干联合实验室,为根本改变科研机构与高校分离的落后科研体制展开了创造性的工作。光召同志提出“双驱动”的战略思想,即基础研究既要依赖于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方面的好奇心,还要基于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攻克事关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难题,而后者常常更为重要,这一见解为实现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模式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周光召同志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重大科学计划牵涉面较广,需要组织不同学科、不同单位参加共同完成,组织成一个战斗的整体。要充分发挥973计划的导向作用,不断向科学家强调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的联系,鼓励他们针对社会和产业的重大需求,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光召同志還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設計與實施傾注了心血。2006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在設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之初,他就多次強調,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問題,並多次給國務院領導同志提出建議,得到領導同志高度重視。光召同志認爲當年的“兩彈一星”專項的組織模式是最成功的,應當與時俱進,發揚光大。他建議新形勢下應該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把各方面的力量集聚起來、發揮出來,用科技創新支撐引領經濟建設。在他指導下,科技重大專項堅持自主創新,不斷完善組織機制,加強了軍民融合與開放合作,推動各創新主體的協同創新,在戰略必爭、國家急需的領域中,完成了一批重大戰略産品、關鍵共性技術和重大工程的目標。

  光召同志關于科技計劃和科技重大專項的深邃見解和睿智判斷不勝枚舉,這些學術思想和科學精神不僅爲我國基礎科學的繁榮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方法,也有力地推動了科技體制的改革和科技事業的發展,科技創新爲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支撐和引領作用。

  在實施中長期科技規劃、啓動科技重大專項之初,我因工作關系多次上門請教,光召同志有求必應,誨人不倦,令我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周光召同志是當代中國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推動形成了多層次立體化的學術交流格局,使公民科學素質建設步入規範化法制化軌道。

  光召同志連續兩屆出任中國科協主席,他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牢牢把握科協發展大局,直接領導創立了中國科協學術年會制度,精心指導打造青年學術年會、青年科學家論壇等具有廣泛影響的學術交流品牌,通過中國青年科技獎、中國科協求是傑出青年獎、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獎等獎項拔擢才俊、獎掖後學,舉薦表彰了一大批科技創新人才,推動制定實施了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設立了“全國科普日”,身體力行地甘當科普工作的“領路人”和“開拓者”。光召同志對科技工作者懷有深厚的感情,多次強調,科技工作者是科協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緊密聯系、充分依靠廣大科技工作者是科協的力量源泉和最大優勢,全心全意爲科技工作者服務是科協工作的生命線。只有科技工作者真正把科協看成是自己的家,心中有了科協的位置,科協才能在社會上有牢固的地位。一再強調科協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做錦上添花的事,積極推動解決科技工作者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在光召同志的領導下,中國科協認真貫徹黨和國家的知識分子政策,通過建立健全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制度積極反映科技工作者的訴求,大力宣傳、表彰和舉薦優秀科技人才,維護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權益,不斷增強科協組織對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這個過程中,光召同志既是我們的領導,又是我們的朋友,既幫助我們在思想上工作上不斷成長進步,又積極幫助解決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與科協的幹部職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深受科協廣大幹部職工的敬重和愛戴。

  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後,有人稱贊他爲此作出的重要貢獻,光召同志回答:“科學的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制造原子彈,好比寫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這文章,是工人、解放軍戰士、工程和科學技術人員不下十萬人譜寫出來的!我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光召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以及在長期科技創新實踐中形成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宛如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炬,照亮著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愛國奮鬥、創新建功的時代征程。

  使命凝衆志,宏圖啓新程。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的時代畫卷將展開山河新貌。以光召同志爲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開創的科學事業如今枝繁葉茂、生生不息,新一代中國科技工作者在向科技強國進軍的征程中展現出勇敢奔跑的英姿。今天,我們學習周光召同志的學術思想和科學精神,就是要接力精神火炬、奮進新的長征,弘揚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爲人先的創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勇于改革、敢爲人先的創新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甘爲人梯、獎掖後學的育人精神,爲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彙聚強大精神動力,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萬鋼,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

我的老師周光召

  1982年,我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中國科學院理论物理所研究生,跟随周光召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从学生到走上科研道路,周老师在学术上指引我、培养我,在生活中关心我、帮助我,在我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要关口,周老师都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他的言传身教,在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今,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回忆起和周老师在一起的时光,那一帧帧画面总是充满了温情。今年,是周老师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徐冠华院士、万钢主席等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和科技方面的领导人,对周老师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非常中肯的评价。作为学生,我就讲讲我与周老师在一起的一些小故事。

  初見周老師

  第一次聽到周光召老師的名字還是在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南京大學的龔昌德、蔡建華等知名理論物理教授,在談到我國理論物理界的概況時,都曾不約而同地提到周光召,並帶著很敬佩的語氣談及他的學問。那時,我的同學中也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周光召聰明過人,是一位天才,他的大腦比計算機還要算得快。後來才得知,那是指周老師巧妙地用最大功原理證明了著名的“九次計算”,結束了原子彈設計過程中近一年的爭論,爲原子彈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破性貢獻。在我的心裏,周老師是個傳奇。

  我第一次見到周老師是在理論物理所舉行的研究生與導師們見面的座談會上。周老師鼓勵大家:“你們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由全國統考選拔出來的青年學生中的佼佼者,是幸運和希望的一代,願你們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發奮努力,勇攀科學高峰。理論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沒有第二。要做出國際一流的科研工作,一定要瞄准國際上的科學前沿,眼界一定要高,要敢于跟國際上最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去競爭,而不要去跟自己周圍的同學和同事相比。”

  我與周老師的第一次單獨見面是在當時的華中工學院(即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那是研一的寒假,我去參加由郝柏林、于渌和蘇肇冰老師主講的“相變和重整化群”工作月研討班。周老師特邀到會,並在百忙之中約見我,當他看出我緊張的心理,便先問了我參加研討會和在研究生院上課的情況,待我慢慢地消除緊張情緒後,他和藹而認真地說:“理論物理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從事理論物理研究至少要做好三方面的充分准備:一是要對理論物理有強烈的興趣,這樣才能激發一個人的好奇心去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規律,並發現別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二是要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這樣才能敢于突破前人的工作,不迷信權威,做出創造性的研究成果;三是要對科學有獻身的精神,這樣才能勇于攀登科學高峰,不怕吃苦,真正爲理論物理事業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周老師特別提到,國外活躍在前沿和做得最好的年輕理論物理學家很多都是沒有星期天的,一個人光靠先天的聰明,不靠後天的努力也是做不好理論物理的。說完,周老師問我:有沒有自信做到這幾點?盡管當時我對這幾點的認識並不很深,但感覺自己都能做到,就回答:我能做到。他沒有考教我物理問題,而是囑咐我在研究生院好好學習,先把基礎打牢,回所後再開展課題研究也不晚。他的這些教誨伴隨我一生,對我從事研究工作影響深遠。

  周老師引領我走上科研之路

  周老師很少給我們講大道理,但他總是用自己的言行教導我們該如何做科研。1983年秋,我結束了在研究生院一年的公共課學習,回到理論物理所。周老師很快給我布置了研究課題——自由電子激光。老師每周和我們討論一次,在講完自由電子激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研究目標後,他重點指導我們如何做研究。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些方法,對我以後的研究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比如,他首先教我们如何查找文献和进入科學研究,并告诉我们,要从最新进展的論文阅读起,若遇到不清楚或不详细的地方再倒回去查找和阅读論文中所引用的相关論文,这样可以更快地了解该领域的进展,进入前沿研究领域,同时还可培养自己独立思考,而不是一开始就按着論文原来的思路去考虑问题。

  再比如,他從來不記方程式,而總是從最基本的原理開始推演。他說,公式不能靠背,若是靠背,就算是記憶力最好的人,時間長也會忘記,但如果把基本物理概念和各種物理量的關系弄清楚了,就算忘記了具體的形式,也可以從最基本原理再推導出來。周老師的這番指導,給了我極大的啓發。

  为了使学习和研究更加深入,周老师还安排我们与国际、国内的激光专家广泛交流,例如当时国际上做得最好、从美国回北京访问的余理华博士,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我国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先生、方守贤先生等,使我们从对自由电子激光物理原理的研究、新的理论方案的提出到对实验装置的了解,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科學研究训练。

  在进行“正反粒子变换和左右宇称反演联合对称性(CP)破坏和第六个基本粒子顶夸克性质”的研究中,我们对顶夸克质量的理论推导与欧核中心的实验结果不一致,但周老师教导我们要勇于思考、不迷信权威,甚至对一些实验结果也不能完全轻易相信和敢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直到1994年,美国费米國家實驗室最终发现了顶夸克,推翻了欧核中心之前的实验结果,这一争论才有结论。

  记得在这一过程中,周老师曾讲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57年,他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一次学术会议上,年轻的周老师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周老师没有直接辩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論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CP對稱性自發破缺模型時,遇到過類似的學術爭論。我當時聯想起周老師講過的那段經曆,便用了半年多的時間考證和研究,撰寫了近80頁的長文來證明模型的自洽性,並完整地探討了CP對稱性自發破缺的雙黑格斯二重態模型,最後的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快報》上,該模型後來被國際同行專家稱爲模型Ⅲ2HDM。

  言傳身教的影響

  周老师的一生是与祖国和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希望这种为国奉献的传统能在他的学生中流传、发扬下去。1986年底,在我和周老师讨论如何准备撰写博士論文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博士毕业后,你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是否能服从国家的需要?”

  我記得我當時的回答讓周老師感到很滿意,他接著說:“當然,要放棄自己感興趣和愛好的事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個人對自己祖國所作出的犧牲和貢獻,國家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這一年,周老師作爲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在我留学期间,只要他出差到我所在的国家,总会约我见上一面。我会向他汇报我的研究进展,并进行讨论。他也总会给我介绍国内科技的发展,并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回国进行科學研究。应该说,我最终决定回到国内,和周老师的召唤有很大关系。

  周老师学风严谨,自律极严。例如在論文的署名上,虽然他一直关心理论物理前沿,也贡献了很多卓越的学术想法,但他决不在他没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論文上署名。他在即将卸任中國科學院院长时,曾和我吐露要回到科研一线的愿望,并挤出时间认真研究。那段时间,老师经常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我们确定了课题,他花很多时间实际参与演算等具体工作,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党和政府又委任他做其他领导工作,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足以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就再也没有发表过自己署名的学术論文。

  周老師第一次見我時,就告訴我:老師和學生既是師生,也是朋友。他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周老師不僅指導我們的學業,塑造我們的思想,對大家的生活也非常關心。他常跟我們說,不要在研究生階段就把所有的沖勁都用完,在刻苦鑽研的同時,要勞逸結合,鍛煉好身體,真正需要全力拼搏的時候是在你們博士畢業後。他常常在星期天討論結束後帶我們去改善夥食,並說這是他向他的老師彭桓武先生學的——彭先生當年也常常帶他去改善夥食。我至今還記得有一次,周老師不知從哪裏買了一只雞,叫上我和幾位同學,讓門口小飯館炖了給我們打牙祭。

  我回到國內後,經常去他家裏拜訪,很多個春節都是同周老師和師母一起過的。對我而言,他們不僅僅是老師、朋友,更是可親可敬的長輩。我去家裏拜訪時,周老師會親自給我們烤面包,後來他還把烤面包的“秘訣”告訴我夫人。我有了女兒後,周老師和師母對我的女兒如同自己的孫輩一樣。記得周老師曾送過我女兒一套科普書,還給她簡單講解了其中生物的部分。如今我女兒讀大學選擇了生物醫學,我們都覺得和周老師給她的最初啓蒙有關。

  周老師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更是一位戰略科學家,他把自己的事業與黨和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新中國的科技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傳奇或許無法複制,但精神將傳承不息。在紀念周老師從事科學事業65周年之際,我們最好的做法就是繼承他求真唯實的科學精神、銳意革新的創新精神、德厚光昭的人品風格,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中創造屬于我們的輝煌!

  (作者:吴岳良,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校长)

  (原载于《光明日報》 2019-07-11 16版)




(責任編輯: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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